一、《锦江》的故事

诗歌的故事，就是兄弟的故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诗歌兄弟姐妹们，大多是以某一民刊为向心力而凝聚在一起的，难以言说的民刊是诗歌兄弟的秘密心灵舞台。

1986年夏天，我从天津南开大学研究生毕业，在办理了几大箱书籍行李之后，坐着冗长的绿皮火车，经过几十小时的颠簸，终于到达座落于锦江之畔的四川大学。那个时候的四川大学，陈旧、朴实，却隐然有大家气象：历史系的缪鉞先生、中文系的杨明照先生以及法律系伍柳村先生等都还健在。尤其是来自重庆大足的老学者、也是我所在的古籍整理研究所老所长杨明照先生给人印象深刻。他贡献给四川大学及世人的，不仅仅是殚精竭虑数十年而成就的《文心雕龙校注拾遗》，还有两道独特的风景：一部银色的亮得晃眼的飘飘美髯和一双手工打制的单耳子草鞋。可惜，这样的学院风景，而今的川大再难寻踪。

迄今为止，我一共呆过三所大学：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天津南开大学和成都四川大学。比较幸运的是，这三所大学除了拥有丰厚的人文学术传统之外，还有一条隐秘的同时十分重要的传统：现代诗歌的传统。西师的何其芳，南开的穆旦（查良铮）和老川大的郭沫若以及生物学家诗人周无（太玄）数人，是我内心最为景仰的诗歌前辈。他们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风神启迪着我蒙昧的诗魂。

对于刚刚二十出头的我来说，四川大学鲜活的先锋诗歌精神吸引着我和众多青年诗人——毫无疑问，八十年代的四川大学，是中国诗歌和文学的重要桥头堡。成都虽地处内陆深处，却在政治和文学尤其诗歌革命——两根最为敏感的时代神经——方面常常得风气之先。七十年代末至八十代年前期，四川大学诞生过两本重要的民刊：《锦江》和《第三代人》。关于后者，近年提及的比较多，了解真相的人也越来越多，这本民刊的贡献并不在于诗学方面有多大突破，而在于明确的诗歌史学意识（代际划分），并和后来声名显赫各种开宗立派的“第三代”概念融合在一起，对中国当代诗歌的史学描述做出了前瞻性贡献。

在文学觉醒意识方面，四川大学的校园文学民刊《锦江》可能更值得注意。这本代表着川大人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的的刊物，其诞生的时间要比《第三代人》早好几年。《锦江》主要是由77、78两级的老大哥主持，创刊于1979年6月。我当时所在的重庆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在略晚于此的时节，由后来成为中国知名独立思想家的王康和英年早逝的才子张鲁等人，也创办了民刊《普通人》。记得在发刊前夜，张鲁当着我们这些文学少年的面慷慨陈辞：我们毕生都在往高处爬，一直爬啊，直到爬到普通人的位置！

《锦江》有着明确的创刊理念。学者谢不谦认为：民刊《锦江》在创刊号中即已透露出鲜明的思想解放思潮。刊中郑嘉的诗歌《向着太阳，飞奔》这样呼喊：“即使有些悲观、颓废/也比热情被利用、青春被强奸/强上百倍万分/有眼，就要睁开来观云测风/有腿，就要迈开去走西奔东/用自己的头脑去分析”，“我们这一代年青人/是倒霉，是幸运？”。创刊号中，锦江文学社还在《编后》中提出办刊理念和目标：我们真心愿意她能成为让人讲话而无棍、帽、辫之忧的园地！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的这个愿望并未有达成。

《锦江》不是纯诗歌刊物（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文学评论四个方面），其广为世人所知的也不是诗歌而是小说，这种情形在中国民刊中可算是一个孤例。1979年12月《锦江》推出第3期，里面发表了中文系女生龚巧明的《长长国境线》和萧萧的《蓝玻璃》。由于龚巧明和萧萧的文章气象恢宏而又题材敏感，至1980年春天，《锦江》即将出刊第4期之时，被定性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作”，勒令立即停刊。短命而了不起的《锦江》，只活了半年就夭折了。

《锦江》当时有火？谢不谦回忆说：第一期印刷时，印刷厂听说这是学生刊物，宣布刊物先印，卖了以后再给钱。出刊后，大伙分组推车去九眼桥，盐市口，春熙路等地试卖，路人一拥而上，竟然很快被抢购而空。有了第一期的基础，第二、三期更加“畅销”。三轮车直接拉到春熙路，买书的人近于哄抢，如林的手，都举着钱，附近高校的学生纷纷闻讯赶来，围了里三层外三层。在川大校园内、校门口，锦江宾馆附近等发行点，《锦江》也同样被哄抢一空，场面甚为火爆。

这应该算是四川大学历史上最迷人最热烈的风景吧：青春、热血、理想、诗歌、汉语、先锋、无所畏惧！可惜，只是昙花一现的光景。《锦江》的诗歌及文学兄弟姐妹们，后来各自分散，最有才气的女作家龚巧明，也于1985年9月26日，在去边防哨卡采访归途中的工布江达车祸罹难。如果她还活着，我相信一定是中国当代最卓越的女姓小说家，没有之一。

二、《红旗》和《王朝》的故事

《红旗》虽然不属于完全的校园民刊，但却和四川大学有着深刻的关联。诗人柏桦在《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中回忆说：一九八六年的成都，中国诗歌正在此经历繁花似锦的一幕。流派纷呈，春风化雨，一个新的抒情组织已在四川大学以“白夜”和“秋天”的旋律集中。这一年，潘家柱考上川大中文系美学专业研究生，付维也来川大进修，向以鲜——一位眼睛总是浸满泪水的诗人在川大古籍所工作，孙文波——成都当时唯一的抒情诗人在这里找到了抒情的同志。很快孙文波、潘家柱、付维、向以鲜合办了一个杂志《红旗》（红旗即抒情，即血染的风釆……）。这个只出了几期的油印杂志引起了一定的注目，这些诗即使现在读来仍有相当价值，它忠实地记录了一群正值青春的诗人怎样渡过青春的险境。“红旗”诗人直抒胸怀，发而为歌。这种诗风在北京诗圈很有好感，因为北京自“今天”开始就有一个抒情诗的传统，“今天”已成为最早抒情的榜样。北京——一个大喊疼痛的城市，它给予诗人的唯一任务就是歌唱。而四川诗坛最早的局面是这样展开的：重庆作为一个悲剧城市是抒情的，成都作为一个喜剧城市是反抒情的。红旗派的诗人大部份来自重庆这个“悲剧”的故乡，他们把沉重的抒情血泪洒向成都这个喜剧之都(重庆的悲剧来源于它的生产和辛劳，成都的喜剧来源于它的商业和优闲)。情感生活的体验在进行、在结晶并出自抒情诗这一古老传统。在这个抒情的传统上，“红旗”诗人留下二十世纪八○年代中叶一代中国诗人在西南边陲所走过的心路历程和美之历险。他们从自身的疾病出发激昂地表现了一个时代的痛苦、焦虑、愤怒和悲哀，他们面对生活的真相首先从自身撕下一道惨烈伤口，他们的诗之利剑正对准自己的心猛刺。一年之后，熄灭了青春的烈焰，“红旗”的任务业已完成。

迄今为止，我认为这仍然是关于《红旗》诗刊最为准确的描述。柏桦敏锐地把握住了《红旗》的本质，并且对《红旗》诗人的地域性质（悲剧的重庆和喜剧的成都），做了天才的剖析。

在我到达四川大学的半年之后，也就是在1987的冬天，一个黄昏，时在铁路局上班的诗人孙文波推着一辆破旧的二八自行车，和漆维（付维）、三郎（潘家柱）一同来到我在川大向阳村四舍的教师集体宿舍楼下。当时我住在二楼218室，正不知如何打发无聊又寒冷的时光，楼下便传来潘家柱宏亮的声音。就在那个夜晚，我们四个人被漫卷的红旗，诗歌的红旗召唤着指引着，一群年轻的生命，一群诗歌的弄潮儿，在西风萧瑟中，和红旗一起热血沸腾。那场景，让人想起宋代诗人潘逍遥（阆）的《酒泉子》：“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疑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尚心寒。

民刊《红旗》一共只出了四期。刊物取名“红旗”，来自毛泽东《清平乐·蒋桂战争》：“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梁再现。 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创刊号上有段“导言”，算是我们的诗歌宣言。印象中应该是时为川大中文系文艺批评研究生的潘家柱（三郎）执的笔：

中国现代诗正处于危机的阴影中，我们作为中国当代诗人并无资格评判各种流派的优劣。我们只是要在出路的寻觅中努力提供一种本质的东西。
我们坚信，诗必须打动人，必须以突如其来的方式切入生活与意识的浊流。诗歌形式的里程是要被超越的，一个真正奠定了新方法、新形式的诗人的成功，恰恰在于他对任何套路的轻蔑，他所提炼的是自己的年华、血肉、青春和激情，并像王子一样地挥迈。他不遵循，不模仿什么风范，最后他自己成为特立的风范。
因此，我们不讳言，诗不是一种方法。诗的命定的抒情品格乃是诗作为生命的内规定的呈现。我们同意说，技巧是对诗人真诚的考验。也意味着，照我们的理解，严格意义上的现代汉语诗歌乃是东方文明注入我血脉中的命定浪潮与当代生活撞击的苦难结果。诗的最新形式必是生命岩流的最新轨迹。中国现代诗必是我们种族这一代精英血染的风采。所以我们叫《红旗》。

我们希望能以独特的诗歌理想和写作实践（重倡诗歌抒情的本质），重整中国纷乱的诗坛，并从中开创一片属于我们的广阔诗歌天地：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为什么取名红旗，孙文波在后来的一篇名为《还有多少真相需要说明——回答张伟栋》的文章中，给出了另外一种解释：“之所以把刊物的名字定为《红旗》，是因为我们都认为写诗这一行为在当时的时代氛围中就像把命豁出去一样，是具有极其悲壮色彩的事情。再之，就整体的四川诗歌氛围而言，当时流行的是反智主义，一方面对古老的文化秩序说不，另一方面则强调诗歌的平民化。而对于这些流行并形成了极大势力的诗歌力量，我和后来进入《红旗》的诗人想要做的是表明自己与他们疏离的态度。”

可能还有一层意思，那就是对一切威权的反动，对诗歌主流的反叛，并且多多少少带有几分黑色幽默的反讽意味。《红旗》创刊号很快就出炉了，刊名“红旗”二字，是我亲自在钢板上刻出来的，字体类似于现代的黑体：黑色的墨迹与红色的意象，形成强烈反差。

有一个小插曲：《红旗》油印出来的当晚，我和潘家柱乘着夜色的掩护，把拆开的诗页，张贴到了四川大学的告示墙上（即位于川大当年的研究生楼旁边临近篮球场的水泥墙）。次日凌晨，我悄悄跑过去察看动静——它还在，没有被撕掉或涂抹！不仅如此，还有几个青年男女学生在一边朗读一边抄录。这场景太让人感动了，我要感谢四川大学，在那个年代，这是一种了不起的包容！四川大学之所以能走出一大批优秀的先锋诗人，与此密不可分。

在《红旗》上面发表作品的，主要有孙文波、潘家柱、向以鲜、傅维、柏桦、郑单衣、张枣、雪迪等。其中，有不少诗作，在今天看来也堪称经典，如柏桦的《琼斯敦》、《痛》，张枣的《楚王梦雨》、《梁山泊和祝英台》等。在极度贫穷的时代，要创办一份刊物，哪怕是简单的刊物，也并非易事。《红旗》是一个标准的同仁刊物，从经费到主办，都是民间的自愿的。孙文波提供了一些年当的细节：《红旗》我记得除了有一期是那时候已经在倒腾图书出版的潘家柱出的钱，以后的几期都是大家像吃饭打平伙（AA制）那样，一人凑一份钱。《红旗》主要是老式铅版打字油印，用订书机装订，没有什么讲究。好孬那时自己印东西不像现在这么讲究，非要搞得比公开出版物还要精致，所以凑的钱也不算多。而且大家的想法也很一致，只有把诗印出来，能够传播给一些同行看就行了。其实《红旗》的传播面并不大。因为我们每期的印数不多，几十份而已，但是它还是让一些过去不太了解我们的写作的人，主要是外省一些人，了解到了一些情况，并通过他们的评说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红旗》创办的次年，1988年10月，我参与了四川大学一份民间诗报《王朝》的创办工作。这份只印了一期的诗报，由时在川大读书的诗人杨政和熊剑主编，并且得到朋友王钰的友情赞助。刊头“王朝”两字是我从苏东坡的书贴中辑录出来的——以古老的集字行为作为一份小小的校园诗报题签，估计那个年代还没有第二人！《王朝》首期也是最后一期上面，刊载了杨政、赵野、张枣、郑单衣、胡冬、向以鲜、青森、李亚伟、漆维、浪子、邓翔、熊剑、柏桦等人的作品。《王朝》不是油印而是铅印的，这在当时已是相当奢华的事情，大约印了好几百份。杨政在一个深夜敲开我的寝室，抱着一大叠油墨未干的《王朝》，以托孤的庄严神色告诉我，要好好保藏起来——我便把那叠报纸压在了床头的棉絮下面。一压就是好几年，后来搬家时才发现，由于经过几个夏天汗水的浸渍和老鼠的噬咬，报纸已经完全给毁掉了。现在我手中还有份千疮百孔的《王朝》，则是由诗人邓翔教授保存下来的。

三、被遗忘的《天籁》

创办《王朝》的同一时间（1988年10月），我参与创办了另一份校园民刊《天籁》。在当下记载和研究中国当代民间诗刊的文章中，基本上看不到关于《天籁》的任何文字，仿佛它从未到来过这个世界一样——包括我个人的回忆性文章中，也从未曾提及过。被遗忘的《天籁》却有其自身存在的方式——它一直隐藏在《天籁》创办参与者之一查常平的陈旧书柜中。

同样是那个冬天，四川省畜牧兽医学院工作的诗人浪子（刘苏）到四川大学进修，他和研究日本文化和基督教的查常平（毕业于四川大学外语系现为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教授）以及同样来川大进修的诗人郑单衣，川大研究生张同道（长风）等几人，一同来到我所居住的向阳村四舍，开始讨论创办刊物的事。后来完全告别诗坛的浪子当时显得野心勃勃，情绪激动，在我那个并不宽敞的单身宿舍中来回转动，像一头狂躁的猛兽。我们最终确定为这个即将临世的刊物取名为《天籁》。已经记不得谁最先提出这个名字，由我提出的可能性比较大，那时我正热爱着天马行空的《庄子》。也可能是刘苏提出来的，因为他就写过一首名叫《天籁》的诗作。我们希望这个刊物办得要有品格，要有视觉冲击力。查常平推荐了与川大有着紧密联系的画家戴光郁作为《天籁》的特约设计者。戴光郁现在已是中国很有影响力的前卫画家，我们在微信中沟通时，他说现在看来并不满意自己当年的设计。他还记得当时设计这个封面的场景：当着查常平的面，将醮满墨汁的毛笔往一张白纸上用力洒下，墨汁在接触纸张那一瞬间，迅速向四周溅射，浸染，并以不可知的方式形成其不可重复的生命形态。这种感觉很好：自然而然中充满实验精神，很贴切“天籁”的本质。

《天籁》创刊号刊发的诗人作品包括：

郑单衣诗六首：石榴、再给你一个下午的风、凤儿、旧歌单、杯子、秋千；

向以鲜诗五首：绿色的衣袖、波浪、空瓶、阴影、悬崖；

赵野诗四首：忧伤的波兰、吟诵一个黑夜、有所赠、也有这样的时候；

浪子诗六首：巴勃罗.耶鲁达、天籁、游杜甫草堂、风景、新婚之夜、罗丹《思想者》；

张枣诗三首：别了，威茨堡、刺客之歌、楚王梦雨；

柏桦诗三首：琼斯敦、我歌唱生长的骨头、青春；

爱伦.坡（美）二首（张同道译）：烦忧的山谷、独自一人；

岛崎藤村（日）一首（查常平译）：椰子之实；

里面很多诗作都是首发，包括郑单衣的《凤儿》，我的《波浪》和《空瓶》等。

记得《天籁》后来还为当时成都的先锋舞蹈家张平做过一个专辑，可惜早已失落人间。

《天籁》同仁，除了我和查常平还在四川大学坚守之外，余皆各自为阵，彼此之间几乎断了联系。浪子出版过一部诗集《刀锋.蓝玫瑰》,后来弃文从商起起落落，告别了诗坛。长风（张同道）在写过一部《探险的风旗:论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潮》之后，便转向了电影艺术研究。

但是，《天籁》终归不是几响，即使锁在柜子中长达32年，还是要被人听见。

四、《象罔》的故事

《象罔》不属于校园民刊，却诞生于四川大学。柏桦在《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较为全面地回忆了民刊《象罔》的来龙去脉：—九八九年十月，正当中国诗歌万马齐喑的时刻，钟鸣在成都发起《象罔》民间诗刊，当时的参加者有赵野、陈子弘、向以鲜等人，刊物名称为向以鲜所取，这个刊物共出十四期，钟鸣为该杂志主编，肩负总体策划之责。当时我巳在南京，我还记得最初收到《象罔》时的新鲜和兴奋。打开钟鸣寄来的邮件，一股白纸黑字的清芬整齐地扑面而来，第一页印着我的两首诗《饮酒人》、《踏青》，诗的左上角还套印了一副很像南京鸡鸣寺的小画，一帧小巧的古代风景配上踏青的饮酒人，江南之春气呼之欲出，洁白的纸上短短的诗行，一座古寺清爽可人，第一期是恢复诗之元气的初步，而“美”却跃然达到一个高度，一反过去地下刊物装潢上马虎了事的作法。这种对美的完全彻底的呈现惟有万夏可与之相较。钟鸣，一个极端完美主义者、一个精美生活崇拜者、一个房间里四季放置鲜花的读书人、一个紧闭室内的悲观论者，我知道他最无法容忍的就是美的匮乏（这跟他珍爱文房四宝，山水书法的父亲如出一辙)。《象罔》之美理所出之必然。每一期都不重复，而整个却是“象罔”在向一个有限的空间要求无穷的美的各个侧面，“象罔”敞开它对每一位严肃诗人的亲切关注，没有耸人听闻、故弄玄虚的教规，世没有吞吞吐吐、含糊其词，只有唯美是它的一个普遍认同的标准，一个古老而常青的默契。唯有不美的诗歌被排斥在《象罔》之外。而美又在萧全的照片、戴光郁的画、中国古代版画这些材料中相映成趣，“象罔”是地下诗刊中一个美学上的例外。

钟鸣后来在为微信公号“灰光灯”撰写《<象罔>与<我们这一代>》时，再次回忆当时场景： 象罔语出《庄子．天地》篇，用一个寓言故事叙之显隐哲学。大意如下：黄帝巡游至赤水，登了昆仑之丘，向南眺望良久。返回时，不慎遗失了珍贵的玄珠。随后，便让天下最聪明的人知去寻找，但未找到；然后，又派眼最尖的离朱去找，也未找着；旋即，再派最能说的吃诟去找，但仍未找着。不得巳最后让象罔去找，象罔找着了。黄帝有些纳闷，奇怪了，怎么象罔能找到呢！其实，奥妙就在这里，象，就是能见，图象，可见，有矣。罔，即惑，无，没有。也就是说，象罔即在是与不、有和无之间。喻人也好，政治也好，国家也罢，某事物的真理或真相，并非靠聪明，或眼捷手快，或能言擅辩就能获得。或真相本就在是非之间，也未可知。1989年岁终，我和赵野、向以鲜，在川大草地上讨论刊名，想了无数个，向氏是研究古文的，故熟典藉，偶然提到了象罔，我立即认为非它莫属了。

须补充者在于：我并非偶然想到“象罔”这个词。我与象罔之缘，当追溯至更早之1984年夏天：其时我尚在天津南开大学求学于王达津先生门下，王先生在民国时期武汉大学的硕士论文就是庄子研究，闻一多先生还是王先生毕业论文答辩时的座上师。王先生为我们讲授《庄子》，并布置一篇庄子读书笔记，我所交出作业就是《说“象”》，其中有专节谈论“象罔”。三年后，我已来到锦江河畔四川大学谋职，并写下《迷宫与玄珠》一文，后公开刊发于《诗：三人行》。《象罔》创刊号的那段关于象罔的解释，最初的文稿亦出自我手（后经钟鸣润色）。我希望玄珠要好好保存起来，一旦丢掉，可能就再也找不回来。因为：象罔就是虚无的人，他根本就不存在。

只是一眨眼功夫，三十多年就过去了。

那些记载着青春与泪水，痛苦与欢乐的民间刊物，而今大多风流云散。

那些诗歌弄潮儿兄弟们已老，也早没有当年“手把红旗旗不湿”的绝妙功夫了吧。

但是，诗歌和校园却是不老的啊！

祝福我们吧，愿我们有一颗永远不老的诗心。

麦克阿瑟说：老战士永远不死，他们有时只是隐去而已。

——2017年夏天初稿、2020年冬天修订于成都石不语斋